前沿 | 资源能力与交易结构：可持续竞争优势的双重来源——兼答巴尼教授

文 | 魏炜、李飞、张鹏程、张坤

巴尼教授及其合作者对我们发表在《清华管理评论》2026年第1-2期的《构建基于AI技术的可持续竞争优势——兼议资源基础管的局限性》所作的评论，细致而富有建设性，把这场讨论从“要不要对话”推进到了“该如何对话”。我们受益良多，以下逐一回应，希望把对话再向前推一步。

在这场讨论中，我们与巴尼教授有三点共识。其一，AI本身不是可持续竞争优势的来源：它是通用技术，会迅速扩散，且因创造巨大价值而无法被忽视，因此也就无法成为独门武器。其二，绩效差异的最终解释，是难以模仿的企业特定差异，即巴尼教授所说的“剩余异质性”。我们文中的特斯拉数据飞轮等案例，体现的无一不是AI与难以模仿的企业特定因素相捆绑。其三，通用技术不消除异质性、而是重置它：电力把它移向工厂设计，IT把它移向流程与数据，AI则把它移向专有数据、人机协作、交易结构和商业模式。

巴尼教授补充了一种情形：企业可用一连串暂时优势构建起持续优势，真正的优势来源不是一次AI应用，而是稀缺、难以模仿的持续创新能力。我们认为，这种VRIN能力只有嵌入适配的交易结构才能放大其效用，而错配则制约其作用发挥。他还善意地指出，我们原文其实已两次援引剩余异质性（先行者的持久化、人机“协同智能”），这是趋同而非分歧。对此我们同意并补充说明：协同智能之所以难以模仿，不仅因它稀缺，更因为它生长在企业具体的交易结构中，具备那套结构的社会复杂性。

巴尼教授有一个被低估的论点：AI工具、算力、数据、人才都能买，唯独买不到一个完整运作的商业模式。商业模式只能在不确知价值时被实施，因而逃开了事前要素市场定价，但这不等于它取代了资源的作用，而是把问题从资源“事前定价”移到模式“事后模仿”。我们赞同并认为这正是交易结构租的根源—交易结构租即魏炜等提出源于独特交易关系网络的一类经济租：商业模式是构型、角色、交易关系、盈利模式、收支来源、现金流结构耦合成的关系网络，组件可买、连接方式不可买；其形成又是路径依赖的，模仿者看得见结果，看不见过程，重建整张网络代价高昂。

巴尼教授对AI Agent的价值占有做了层层深入的分析，我们逐层对应到魏朱框架。Agent以“员工”身份进入，其位置与角色由业务系统（构型/角色/交易关系）界定；“自有还是租赁”的本质是科层交易与市场交易的选择，中间形态交易（长约、定制、数据隔离）起到居中平衡的作用；学习成果“留在内部还是回流供应商”直接对应盈利模式中的收支来源：固定许可、用量分成、价值分成，切割着Agent学习成果这项新生产权的归属；现金流结构（预付/里程碑/订阅）则影响结构的稳定性。可见这一“占有性困境”的解不在技术层，而在制度层，即企业如何在魏朱框架六大要素（定位、业务系统、关键资源能力、盈利模式、现金流结构、企业价值）上协同设计它与利益相关者的交易结构。巴尼教授的分析非但没削弱魏朱框架，反而给了它一个极好的应用场景。

巴尼教授提出了一个更精准问题：人机混合系统的要素中，哪些具备稀缺性、哪些具有社会复杂性、哪些可买可仿、哪些只能靠时间积累？我们把这一系列问题转成：关键资源能力在交易结构中如何分布。要素稀缺性来自三方面：人机协作的隐性知识，企业可以买到工具，但买不到人机协作历程；组织惯例的适应性重构涉及大量试错和社会复杂性；企业数据与反馈循环的专有性。这些稀缺性来源并非孤立存在，而是被交易结构组织、放大并锁定在企业内部，例如把Agent训练数据与专有流程深度绑定，或以合同确保不回流供应商等。因此，交易结构设计不仅决定价值如何创造，也决定价值如何被留住。

我们把商业模式定义为利益相关者的交易结构，含六要素：定位、业务系统、关键资源能力、盈利模式、现金流结构、企业价值（盈利模式又分收支来源与收支方式）。前五要素及两个子维度都能独立或组合地拉开绩效差异，企业价值则是其折现结果。我们把因交易结构整体适配差异而产生的超额收益，即最优结构与次优结构之间的效用差称为交易结构租，它由四个条件共同生成：交易性质谱系（市场/中间/科层）不可互替、规模报酬递增下的内生分化、残留外部性的对冲需求、六要素全矩阵的适配差异。

由此可解释一个与战略群组理论相呼应的现象：同一行业可容纳多个差异化模式并各自盈利，例如星巴克直营、蜜雪加盟、瑞幸混合模式，以及网约车平台与自营并存等市场现象。与战略理论的区别在于，我们以交易结构而非行业定位来划界。单靠资源异质性，无法解释为何不同禀赋会稳定地各自落到不同的结构领地，而非收敛到同一最优模式。

为使分析自洽，我们提出结构层优势来源的FTBA四维：适配性（Fit，为何此场景下最优）、领地性（Territory，有效范围）、壁垒性（Barrier，为何进入者难复制）、可占有性（Appropriability，价值最终归谁）。与VRIN对比见表1。

交易结构租能够对抗进入者消散，因为进入者面临三重壁垒：模式—场景匹配壁垒，后进入者只看见模式外壳，看不见其所适配的场景，照搬即错配；路径依赖与累积壁垒，企业隐性知识、信任网络、专用资产等都无法在压缩的时间内复制；残留外部性对冲的复杂壁垒，后进入者看得见六要素组合，却看不见其背后对冲残留外部性的设计和演化逻辑。

但交易结构租并非绝对恒定，至少三种机制会消散它：技术冲击带来的效率量级跃迁和领地重划；环境切换导致的“技术+制度+需求”三方叠加；三重壁垒被击穿后的完全复制，这种场景下进入“模仿导致消散”的逻辑。巴尼教授所谓赢者通吃，我们解释为规模报酬递增极端化后的模式领地垄断，这与他的“行业属性”观点不冲突，只是分析层不同，这恰恰说明交易结构租的生成机制比VRIN更多样。

两者在四点上不同而又互补：分析单位差异（资源vs交易结构）；生成机制差异（稀缺难仿vs谱系不可互替＋报酬递增＋外部性对冲＋适配差异）；消散机制差异（模仿与定价vs技术冲击与环境切换）；彼此关系互补（不是串联、也不是完全独立的并联，而是不同层次的互补）。VRIN租的实现受交易结构调节，交易结构租的生成依赖资源禀赋支撑，两者总量共同决定总租。按“资源强弱—结构强弱”的四象限来区分，双强者租最丰厚；资源强结构弱者VRIN租被打折；资源弱结构强者靠结构取胜；双弱者则陷入红海，价值流向产业链稀缺要素环节。

魏朱的关键资源能力与资源基础观的资源是唯一直接重叠的要素，但二者对概念的切法不同：资源基础观关注企业拥有的VRIN资源；魏朱的关键资源能力聚焦在交易结构运转所需要的重要资源能力，而非企业已有禀赋，重点落在它由谁带入、在结构里如何被切割、重组、配置。同一VRIN资源，在不同收支来源安排下有效利用率是不同的，收支来源通过改变激励来改变资源的实际贡献。可见VRIN租能否实现，取决于资源是否被嵌进适配的交易结构。如何组织资源的使用，本身就是一个独立的效率来源。

巴尼教授敏锐地观察到：当商业模式创新变得显而易见，价值往往不留给创新者，而流向稀缺投入供应商与客户，这就是“内卷”的本质，我们可观察到的共享单车、团购、网约车、电动车价格战概莫能外。而AI作为最显眼的机会，其价值正大量流向芯片、晶圆、模型厂商，恰如战略要素市场逻辑所预测。在我们的框架里：模式一旦可复制，最优与次优的效用差消失、交易结构租被侵蚀，竞争回落到资源层，谁控制稀缺投入谁得利这样一个现象，说明交易结构租是有生命周期的，这值得更加深入的研究。

他的另一判断也很有分量：持久优势可能藏在少人看到的成熟的碎片市场，这正是“竞争性忽视”作为领地保护机制的表现。而AI受训练数据与训练方式制约，偏向于已被看见的赛道，反会强化这种竞争性忽视（即诺伊曼所说的平凡产业（mundane industries））。于是AI对某些领地是冲击者，而对另一些则是掩护者。

巴尼教授指出，政府特许、网络效应、规模报酬递增、竞争性忽视等情形下，AI利润的可持续性更多取决于企业所处的环境，而非它部署AI的方式。我们同意，并可以用模式领地的概念来说明，这些情形本质上是外部环境划出的天然领地边界，AI不创造边界，只帮企业在边界内更高效、或在边界变动时更快适应。他借柯达、诺基亚案例拥抱了“刻舟求剑”的寓言：资源只在特定环境下有价值，资源基础观能判断资源何时有价值，却无法预言环境何时切换；这也提醒我们：交易结构租的消散虽然以技术冲击为主要触发因素，但叠加制度与需求的环境切换比单纯的技术冲击更宽，是我们可以继续探索并呈现的方向。

巴尼教授把商业模式看作“此时此刻的栖息地”，认为异质性随着下一轮技术扩散会再转移。我们理解这份谨慎，但也要明确的区分：如果商业模式指的是加盟、直营、平台这类我们称之为“模式外壳”，那它确是临时的；如果商业模式是建立在交易性质谱系适配六要素全矩阵这一制度层设计上的交易结构，那它并不随技术变迁而消失，变的只是各类效率的量级，因为无论技术如何变迁，市场、中间、科层三种协调机制都不可互替。

因此，AI时代不是异质性从资源层“迁移”到结构层，而是三层权重的系统性漂移：VRIN被商品化导致资源层权重下降，结构层因其组合空间与效用差扩大权重上升，而技术冲击层频率加快。这也回应了巴尼教授很笃定的判断：AI能放大一套模式已有的优势，却造不出本来不存在的优势。如果一套结构本无产生交易结构租的潜力，既无领地边界，又无消散壁垒，那AI的应用只会更快把它推向同质竞争。这与我们“结构优先”的理论完全一致：AI是加速器，决定优势有无的是它被嵌入的那套结构本身。

特别说明的是，我们无意用商业模式取代资源基础观。我们的分析框架分为三层。资源层是以资源为分析单位，获取VRIN租，被模仿与定价消散；结构层以交易结构为分析单位，被技术冲击和环境切换消散；技术冲击层则是共用的。三层的关系不是替代而是嵌套：资源是结构的输入，结构是资源的组织方式，技术冲击是两者共同的扰动。巴尼教授写道，“商业模式是一种交易结构——它界定了哪些资源重要、这些资源如何组合、哪些参与者介入、价值如何创造，以及价值由谁获取。”我们完全同意并做一个强调：这个交易结构本身就能产生租，且有自己的生成与消散机制，不能被归约为资源异质性的余量。

巴尼教授留下四组面向企业管理者时间的追问（以下标记为“B”），我们也各配了一组交易结构视角的问题（以下标记为“W”）。

关于如何用AI创造价值。

B：我们用AI做什么是竞争者难复制的。

W：交易结构中哪一部分即使使用同样AI也无法模仿。

关于如何改善现有活动。

B：如何用AI创造独特利用组织优势的商业模式。

W：AI如何改变我们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交易结构。

关于如何尽早应用AI。

B：如何以竞争者难以模仿的方式应用。

W：我们的AI是否嵌进了一个难以购买的完整交易结构。

关于如何用AI重构商业模式。

B：重构的价值由谁占有。

W：盈利模式与现金流结构是否让价值主要留在企业内部。

我们再加两个问题：其一，降本是否以牺牲稀缺性为代价，交易结构因AI是更难解码还是更易被抄；其二，我们是在建自己的模式领地，还是在别人的领地里打价格战。

交易结构租与VRIN租是同一现象的不同切片，二者并非取代关系，三层整合的架构才构成对绩效差异的完整解释：资源层关注企业有什么资源，结构层关注这些资源被组织成什么样的交易结构。技术冲击层告诉我们AI正商品化VRIN、同时放大结构的复杂度与重要性。

结构层自身产生交易结构租，它不被进入者消散，主要因技术冲击或环境切换而消散。若“栖息地”是指模式外壳，而“永久分析层”指把交易结构作为分析单位，那么我们与巴尼教授的分歧更多在术语与焦点，而非实质。

有待继续探讨的方向包括：交易结构租的生命周期动态、环境切换对两种租的共同冲击、AI对竞争性忽视的双重作用，以及巴尼教授特别点名的开放问题——数据飞轮究竟是无限复利，还是随数据积累而边际递减，在我们看来，这取决于飞轮是否被锁进一个有壁垒的领地，既是资源问题、更是结构问题，我们乐于深入讨论。

感谢巴尼教授及其合作者杰瑞・诺伊曼（Jerry Neumann）、罗伯特・韦布克（Robert Wuebker）、张海洋（Haiyang Zhang）的时间与洞见，期待进一步的对话。